母亲切月饼的手，像纳鞋底时一样稳。酥皮簌簌落下，像细碎的月光坠入掌心。当一轮玉盘从太行山巅缓缓升起，清辉漫过窗台，我总会想起儿时那个矮桌旁的夜晚。收音机里，《十五的月亮》在夜色中轻轻回荡，父亲跟着调子低低哼唱。他把最大的一瓣递到我嘴边——那一刻，一轮明月、一双父母、一块甜糯的月饼，便是“圆满”的全部。

后来，父亲的笑声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年的月光里。每逢中秋，母亲依旧会摆上我最爱的豆沙月饼，轻声念叨：“要是你爸还在，定会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。”有很长一段日子，我不敢抬头看月亮。直到某个中秋夜，母亲默默把一瓣月饼推到我面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。她的手指在桌面停了停，像从前纳鞋底时那样，轻轻按了按月饼的边缘。那笑容里藏着一份温柔的笃定。父亲留在世上的，从来不只是那一瓣月饼——还有那句“把日子过好，把该做的事做好”的嘱托，一并种在了我的血脉里。

那一夜之后，我好像重新学会了抬头看月亮。月光还是那片月光，只是我不再只看见缺口。此后的二十余载春秋流转，我把父亲讲给我的故事，讲给更多素不相识的人听。在乡村学校的操场上，在老乡家炕头边，每当有人握住我的手，我都像是把一瓣月光轻轻递了出去。

有一次，一个受助学生的父亲来送我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反复说着谢谢。他的眼神很真，力气很大，掌心粗糙得像干裂的田地。他身后那面墙上，从小学到初中的奖状贴了半面墙，唯独缺了高中那一张。他一直在说谢谢，可他的眼睛，始终没离开那面墙。

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。他要的，哪里是我手里这一笔学费。

父亲生前最爱讲红旗渠的故事。他常说：“红旗渠是咱林县人的命根子。你长大了，得把这条渠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”彼时年少，我并未真正听懂这话的分量。但我记得，每当父亲讲起这些，母亲从不插话，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纳鞋底，针尖偶尔在发间蹭一下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有一回，父亲讲到任羊成虎口震裂、血凝成冰碴时，母亲手中的针停了停，旋即又扎了下去，一声没吭。父亲讲这段时，从来都是站着的。他会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右手不自觉地攥成拳头，一下一下砸在左掌心。有一回，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了，目光越过我的头顶，落在窗外很远的地方，半晌没说话。母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针走得比平时慢了许多。

母亲的针线从未停过。她缝的是一双鞋底，可那一针一线里，藏着的，是另一种凿山。父亲讲任羊成悬在崖上抡锤的时候，母亲正低着头，一针扎进去，一针拔出来，麻绳穿过鞋底时发出“哧——哧——”的声响。她们没有走上悬崖，却用一双双纳满针眼的手，托住那些走上悬崖的人。

直到父亲走后，直到我自己站在太行山腰，仰望那条悬在绝壁上的“人工天河”，父亲那句话才像锤子一样，一下一下砸进我的心里。山风从崖壁间穿过，呜呜地响，冷冽、粗粝，裹着碎石与尘土的腥气。我忽然想起父亲曾反复描述过的一个画面：任羊成攀上悬崖，腰里系着粗麻绳，脚下就是深渊。那人抡起铁锤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虎口震裂了，血渗出来，冻成暗红色的冰碴，可他没停。每抡一下，嘴里就低低喊一声，像是在喊山，又像是在喊自己的命。

就是这些人，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千里长渠。可在我心里，这条渠还有另一个名字。它叫“父亲讲过的故事”，叫“崖壁上那个不肯停下的身影”。至于第三个名字，父亲没说过，母亲没提过。我只是每次把一瓣月饼递出去的时候，都觉得父亲还站在我身边。那个名字，就在他站过的地方，慢慢长了出来。

常有人问我：红旗渠早已通水，为何还要奔走、宣讲？

我曾在人民日报希望小学讲完课，一个男孩举手问我：“叔叔，当年修渠的人，害怕过吗？”我告诉他：“他们怕。怕渠修不成，怕子孙后代继续过苦日子。但他们更怕对不起心里那团火。”男孩抿着嘴，低下头，拿脚尖蹭了蹭地上的土。蹭了很久，那块土都被他蹭得发白了。然后他抬起头，飞快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垂下眼睛，声音很轻：“那……我也中。”

几个月后，老师发来一张照片。那个男孩站在升旗台上，胸前别着一枚自制的纸花，正在讲红旗渠。我把照片存了下来，和父亲年轻时在渠边的旧照放在一起。一老一少，中间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天光，却站在同一条渠的两岸，朝着彼此的方向，把同一个故事说了下去。

我也曾去看望一位老人。米面粮油之外，我照例带了一堂课，太行山腰那条“水龙”的故事，一个关于“不认命”的故事。老人听完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握着我的手，握了很久。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掌心的茧硬得硌人。临别时，她颤巍巍地塞给我一封信。

信末，画着一座小山，山腰上横着一条细细的线，从纸的这头延伸到那头。旁边歪歪斜斜写了一行字：

“我叫郭秋英。十八岁上渠，在铁姑娘队。”

我攥着那封信，贴着胸口放了一路。那天走回家时，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照着太行山，也照着脚下那条柏油路。快到家门口，我听见厨房里传来轻轻的哼唱。推门进去，母亲正背对着我切月饼，嘴里哼的竟是《十五的月亮》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切月饼的手还是那样稳，可那调子，我从未听她哼过。我站在门口没出声。她哼得很慢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中间断了好几回，又接上。我忽然想起，很多年前，父亲就是跟着收音机里这首歌的调子，把最大的一瓣月饼递到我嘴边的。他哼得并不好听，但哼得很认真。母亲那时从不跟着唱，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。如今她哼起来了，哼得比父亲好听，可我听出了同一种东西。

又是一年中秋至，皓月当空，山河清朗。

今夜，我依旧陪在母亲身侧。她的头发白了大半，可看我的眼神，还和数十年前那个月下分饼的夜晚一模一样。那时，她静静看着父亲把最好的一瓣递到我嘴边；如今，她又静静看着我，把从父亲那里接过的温暖，一瓣一瓣地分给更多的人。月光落在她的鬓边，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，又轻，又暖。

父亲把一瓣月饼递给我，母亲把一双鞋底缝结实，而我，只是把这两件事接着做下去。

作者简介

邓军强，作者系作家、书法家、社会活动家；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

责任编辑：吴迪